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纱帽坑传奇
点击次数:881 次  更新时间:2017-04-12


纱帽坑传奇 

 


我自幼酷爱美术,是从欣赏和临摹自家中堂字画开始的。我家的祖屋是当地最豪华的屋宇,四献八柱雕梁画栋,四合天井四水归流,人称“鼎建宫”。柱上挂满了条匾,均为乡绅所贺。中堂悬挂着两幅横匾,其中一副为晚清翰林、著名书法家周杰亲笔所写,上书“落成梦吉”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。我年纪尚小,只知道笔画工整,笔力遒劲,其中“梦”字不像其他的字那样四平八稳,有飘然若仙之貌,令人浮想联翩,最出意境,但是始终不懂“落成梦吉”是什么意思。直到我上了中学,初通文言,懂些事理了,我们的婆婆才把这个有关“梦”的故事讲给我听。

 

 


一日,我正对着“落成梦吉”匾额出神入化的时候,我家老婆婆有意识地凑近我,指着这四个字悄悄对我说:这四个字说的就是你!我懵了,从匾额上的题刻看,这房子已经建了近50年,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我,怎么可能把我也扯进去了呢!

婆婆说,这房子快竣工的时候,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有两个孩子一前一后朝周吴家台飞奔而来,跑在前面的那个走向了前湾——我们周家湾,后面的那个走向了后湾——吴家湾。(注:江南水乡常把民间聚居的高地叫台子,或叫湾子)相对而言,吴家一湾子人家相对贫穷一些,周家一湾子户户殷富,这两个投胎的小鬼,要想做富二代,就看谁跑的快了。周家虽然富有,但不发人,几乎代代单传,到了他们的上一代人才有了三兄弟,他们这一代又有了叔伯五弟兄。五弟兄名字都带有木旁,期冀独木成林。五兄弟中老大开相,老二开榜,属大房所生,老三开椿,属二房所生;老四开杰,老五开林,一对孪生兄弟,属幺房所生。周家紧邻汉水,有滩田数亩。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几年之间,滩田迅速扩大到百亩有余,被几个窑工师傅看中,一个规模化的砖瓦厂便迅速在滩地崛起。滩地沉积的黄膏泥是极佳的砖瓦烧制原材料,产出的青砖青瓦风靡方圆几十里,砖窑生意兴隆,祖上时来运转,成了爆发户。为了改造祖上老屋,开杰、开林兄弟开始营建这座豪宅。晚清翰林周杰是我们周家祠堂最受尊重的长老,也多次受邀光顾窑场,视察房屋建造工地,看到建筑规模后咂舌不已,即兴赐名:鼎建宫。并送对联条匾一副:华堂鼎建坐落爱莲世家,日月生辉光照轩辕后人。本家翰林亲书,自然无比珍贵,家祖毕恭毕敬地把这幅条匾悬挂在中堂最显赫的位置——两侧中柱之上。

然而,开杰、开林兄弟婚后各育有一女,没有子嗣,听了两子投胎的梦境之后,周杰翰林欣然命笔,题写了“落成梦吉”四个祝福大字。周翰林是著名的书法家。俩兄弟如获至宝,即赴牌匾作坊,将其打造成鎏金巨匾,赶在落成大典时隆重地悬挂中堂中央,寓“人丁兴旺”之意。

周杰虽为清廷大臣,但鼎力支持变法维新,天门周氏一脉均受其影响,在辛亥革命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革命活动中都保持着积极进步的姿态。后来,抗日战争爆发,其子周愚难受其父之命,发动募捐,支持抗日救亡运动。周开杰、周开林兄弟积极响应,在乡里召集动员大会,努力募集救亡资金。乡绅们纷纷出资,周开杰都一一签发了收条。周开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不遗余力,积劳成疾,一场莫名的大病使他英年早逝,其孪生兄弟也因郁郁寡欢而相继去世。俩兄弟都刚刚翻过“而立”大坝就双双撒手人寰,都没有留下子嗣,“落成梦吉”就成了一个悬念。俩兄弟相继去世后,我的老婆婆一个人撑着一个破落的家。家里没有男人顶着,妇道人家好欺负,乡绅们纷纷拿着当初的收条来索债,地产全部抵了债,只剩下了这栋空房子和一群横着的、竖着的、明晃晃的又冷清清的大匾额,一字一顿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。

当年,大房俩兄弟也因水荒不断,家境一年不如一年。我们家常年逃荒在外,靠打鱼为生,直到解放前夕才回归故里。回来后祖屋也因多次淹水已垮塌无支,毕竟是同宗血脉,老婆婆收留了我们,我们搬进了鼎建宫。接下来土地改革,划成分,我父亲是积极分子,当选为乡武装部长。当时氛围紧张,家族祠堂也不再理事,我们和老婆婆没有确立过继关系,分别划了成分。老婆婆家原本是当地的大土豪,但家道中落,目前家徒四壁,只得实事求是地划了个“小土地经营”的成分,我们家划的成分为“贫农”。

1951年正月初五,我出生。接生婆刚刚把我接来这个世上,后湾吴家就来人匆匆把接生婆拉走了,晚了不到半个时辰,吴家也出生了一个男孩。我们两个孩子都是一个接生婆接的生,我取名周志东,他取名吴彧西。只有我的老婆婆心里暗喜:这两个孩子的问世,应了“落成梦吉”四字先兆,时隔20余年,她等了整整一代人啊!老婆婆从此不再和我们分家,洗衣做饭,忙里忙外,我一直在她的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。为了感恩,我父亲承诺养老送终,并教育我们善待婆婆。



小时候,我和吴彧西几乎形影不离,一起玩耍,一起读小学,一起上中学,一起长大,一起务农,开镰割麦,挖沟上堤,亲如兄弟,从无争吵。我们都是老大,我后来又多了两个兄弟,他妈妈却一连帮他生了三个弟弟、三个妹妹。1964年,我们大有小学六(1)班52名小学生毕业后,只有3位同

学考上了全日制中学,其中就有我和吴彧西。我俩虽然一起成长,两家也都望子成龙,也发生过一些明争暗斗,但抬头不见低头见,两家一贯和和气气,从来没有红过脸。

在我家的西侧,吴家的正前方,恰巧有三个水塘。大一点的水塘方方正正,叫“四方坑”,刚好面对我家西侧门,两个小水塘一个在大水塘的南侧,一个在其北侧,都有一条小丝沟连接着,这些水塘是我们饮水、洗菜、养鱼和养殖莲藕的地方,也是我们小时候嬉戏玩水、捉鱼摸虾的好去处。当时人们的头脑都很封建,吴家首先发现了一个与风水相关的奥秘——这些水塘形同一顶乌纱帽,中间的四方坑为帽体,两侧的小坑为帽扇。这话一传开来,这三个水塘便有了一个新名称:“纱帽坑”。“乌纱帽”是当官的象征,“纱帽坑”是有人为官的风水预兆。这纱帽正对着我家,我父亲刚好又是大队干部,灵验了。自于我们后代子孙,特别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我们两个中学生的命运前程,也应该与这个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。为了破法,改变风水,吴家在四方坑的另一侧夜以继日地挖了一个新坑,并照样开挖一条小丝沟连接,还将四方坑连接南边池塘的那条小丝沟填埋起来,这样一来,乌纱帽就面朝他们吴家了,他们就占据风水了。我父亲是党员干部,不信这一套,不过一笑了之。

 


我父亲当大队干部,是一个容易得罪人的差事。在四清运动中,有人借我们与老婆婆合家的事说三道四,指责我父亲阶级立场不稳,敌我阵线不分。我婆婆也不过是个“小土地经营”的成分,相当于富裕中农,不算什么阶级敌人。我父亲有个倔脾气,坚决不服,拒不检讨。结果被劝其退党,解除了大队长职务,成了垮台干部,他也满不在乎。接下来又被重新改划了个置于上中农和贫农之间的家庭成分——下中农。父亲挨批斗的时候,我正在读初一,生活十分艰难,学习情绪也十分低落。

四清运动的尾声实际上是文革的前奏,人们开始跳“忠”字舞,铺天盖地地书写毛主席语录。我和吴彧西都是队里的中学生,但各有所长,他热爱文艺,我热爱美术。跳“忠”字舞,他是积极分子;书写毛主席语录,则是我的强项。我不仅会写美术字,还刻了印版,村前村后显眼的墙体上,家家户户的门口,都被我刷上了毛主席语录。四清工作组的组长是京山县人,看到这些工工整整的毛主席语录,对我刮目相看了。后来,四清工作队要撤离了,临别的时候他特地到我们家吃了一顿饭,他说经常吃派饭,攒了很多粮票,送给我读书,免得在家里往学校背粮食。他还说,在“阶级立场”这个问题上他拗不过政治原则,但他心里明白,我们家是受了委屈的,不过,他没有把事做绝,手下留情了的,把“贫农”成分仅仅改为“下中农”,是留了情面的,贫下中农都是依靠的对象,不会影响到我的进步。看来他很器重我,担心父亲的问题影响我的发展,希望我好好学习,认为我聪明能干,会有很好的前途。那个时代,政治原则是无可抗拒的,但人心都是肉长的、向善的。

文革开始了,我们生产大队选拔了一批红卫兵,戴着红袖章,操着红缨枪,很打眼,很威风,吴舆北在列,我因为父亲是垮台干部,被排斥在外了。红卫兵在乡下最大的动作是“破四旧”,凡是带有“福”“禄”“寿”“禧”等“封”“资”“修”痕迹的家什都被“打”“砸”“抢”了,书籍被烧了,梁柱被铲了,衣被鞋帽被撕烂了,金银珠宝被没收了......。我婆婆听到风声,把几口有“福、禄、寿、禧”的米坛子、腌菜坛子指挥我乘夜色摔下水塘了,她最珍爱的一件东西——周杰送给她的一套满清时代的缎子大襟套装,瞒着我们藏在米坛子底下了(十年以后,她在弥留之际才把这个秘密告诉我,她是清朝的过来人,最终穿着这身满清服装上路了)。第二天,我们生产队来了红卫兵,我们家被抄了,该砸的砸了,该烧的烧了,雕窗和画栋属于承重建筑,不能砸,更不能烧,被抹上“锅底灰”了。

值得一提是,红卫兵指着那块“落成梦吉”的巨匾要开砸,有人出面说,别慌,先问问是什么意思。我解释说,就是做房子的时候做了一个好梦。吴彧西连忙出面打圆场:这没什么不良意思,无所谓、无所谓。这块大匾因此得以幸免,不过还是在后来的“平房化”运动中被毁坏了。

我没有当上红卫兵,当时很沮丧,现在想起来,倒是一件很幸运的事。

说也奇怪,自从风水改变后,我们三兄弟一不入党二不做官,朝中无人。他们四兄弟就有三个在红朝为官,官衔高到省技术监督局局长,小到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。做事业虽然不相上下,但论做人,他们兄弟无疑比我们活得风光。不过无官一身轻,我们其实也活得挺自在、挺轻松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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